回到美国后,阿东对维也纳浪漫之旅的记忆全部就聚焦在那个女妖式的“妓女实习生”身上。他搞不清自己究竟在那儿呆了多久,以及有没有去过维也纳歌剧院的金色大厅听过音乐会,因为他觉得自己完全被搞糊涂了。
周山岭倒是真的从柏克莱赶到芝加哥为阿东接风洗尘,但当阿东颠三倒四地讲述维也纳的之艳遇时,周山岭笑歪了腰,完全是一副不相信的口吻。阿东就急得诅咒发誓,说自己绝对没有说半句谎言——虽然连他自己都觉得不相信,可世界上不少事情就那么不可思议地发生了啊。
周山岭最后就说,“行了,行了。我相信你就是。”
但语气里显然安慰多于信任。阿东真是有理说不清,他甚至提出一个荒唐的验证法,声称自己不是处男了——正是那个“妓女实习生”搞得他“破了身”。这样的话当然也只能当作笑话说说而已,谁去验证你啊——连医生也难以证明你啊。
“为什么女孩子就能通过医院验证是否处女,为什么男的就不行呢?这样的话,岂不减去了那些不贞男人胡所非为的心理压力,却也增添了那些有贞男人的心理焦虑。因为反正说不清啊。”
这个问题像维也纳之旅一样,很长一段时间萦绕在阿东的脑海里。有时阿东甚至想,自己是否真正去过维也纳,跟一个人做了爱,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;跟一个人做了爱,却又不能证明自己这么做过。后来,阿东就想,算了。也没有必要弄清这类问题。退一步说,弄清了又有什么意思呢?美国对阿东来说,本来就是一个疯子社会。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了几年后,你就不能用习惯思维去看问题。
美国人的口号是:“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,也没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。”
这个口号按阿东的解释就是:如果你愿意相信,没有发生的事也真正发生了;反之,如果你不愿意相信,真正发生了的事也没有发生。
真正荒唐的不是事情的不合理,而是你总是想不到。那些天,美国社会上一连串事让阿东深深地感到,“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秩序可言,也没有什么理由可言,可它恰恰又秩序井然,而且都在依法办事。”
比方:一位联邦调查局的成员挪用公款二千元去赌博,结果被解雇。但他却联邦调查局上告法庭,理由是,他“对赌博控制不了”,该当伤残处理,而伤残者是受联邦法律保护的。(看精彩成人小说上《小黄书》:https://xchina.store)
法庭竟然支持他,判他获胜而复工!
另一个例子是,某学校一名职员,上班老是迟到,被校方开除。他竟然状告以前的雇主,理由是他是“长期迟到征候群”的受害者,法庭也支持他。
更可笑的事件则是:在麻州,一个窃贼从停车场偷走一辆车,在逃去时撞车身亡。他的家属控告停车场,现由是,他们的“防盗设备不全”,导致车毁人亡。结果这个家属也从停车场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赔偿金。
正是在这样一种没有是非、没有标准、“怎么着都行”的自由社会里,阿东凌乱的思绪渐渐得到一整合,他认为自己去了维也纳,并在那里与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“妓女实习生”有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性生活。慢慢地,阿东变得坚定、从容,他继续读书,读研究生,读博士,打工,再打工。积极参加当地人举行的各类“个性活动”。他也开始看黄色录相,并与真正的妓女进行“实战演习”。
阿东突然发现,生活原来是这么简单,这么真实而轻松!
有一次,阿东在一位当地朋友家参加晚会,到了更阑兴尽的时候,竟然发现其中一位朋友的太太,搂着另一男子狂吻,而她的丈夫有旁边熟视无睹。
事实上,这对夫妇非常恩爱,结婚十多年了没有闹过离婚。
后来从别人那里得知,那天主持晚会的朋友,原来是北伊州大学“性派对协会”的主持人,而狂吻别人的女子及其丈夫,都是该会的会员。
怪不得那天晚上,阿东总感觉到那里的人“有点怪怪的”,如果不是互相介绍了,他真分不清谁与谁是夫妻。
因为当晚有事,阿东离开得早,不知道接下来他们就在搞“性派对”活动了。
而据说,这种“性派对”活动在美国已属司空见惯,所有大城市都有机构主持其事。
有性心理学家频频在报上发表文章,认为“交换配偶”可以作为一种心理治疗,有助于稳定家庭,使夫妻关系常日常新。
尽管阿东已慢慢习惯了美国光怪陆离的社会——“怎么着都行”,但碰上交换夫妻这样的“性派对”活动,他的思想还是有些“转不弯”来,觉得有些“别扭”。
不久,芝加哥大学东亚系从中国大陆请来一名专事女性研究的专家来讲学,阿东听了他的一次讲座。
这位学者说,最近读到高尔基的一篇回忆文章,说有一回,高尔基跟几个文坛朋友在一起谈女人,托尔斯泰突然说,“等我一只脚踏进坟墓时,再说出关于女人的真话,说完立即跳到棺材里,砰的一声盖上。来捉我吧。”紧接着,这位学者又举了另一个例子:一个德国人想编一本名家谈婚姻的书,向肖伯纳约稿,肖伯纳回信说,“凡人在其太太未死时,没有能老实说出他对婚姻的意见的。”
这个学者在分析这两个事例时指出:一个要在自己临终前说,一个要在太太去世后说,可见说出的都不是什么好话了。
不过,其间又有区别。
自己临终前说,说出的多半是得罪一切女性的冒天下大不韪的话。
太太去世后,说出的必定是不利于太太的非礼的话。
有趣的是,托尔斯泰年轻时极为放荡,一个放荡的男人不能让天下女子知道他对女人的真实想法;肖伯纳一生恪守规矩,一个规矩的丈夫不能让太太知道他对婚姻的真实看法。
最后,这个中国学者向听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:一个男人要对女性保持有美好的感想,他的生活是否应该在放荡与规矩之间——既不能太放荡,也不该太规矩呢?
更为重要的是,有什么办法可以将这两者调节起来的吗?听到这里,阿东脑海里突然一亮:“性派对”就是这种“中庸之道”的最好办法啊。他觉得自己不但理解了北伊州大学的“性派对”活动,而且感到自己已经参与了这类活动。他认为维也纳的艳遇就是一次变相的“性派对”,只不过“派对的人”只有他和那个“妓女实习生”——两个人都既不放荡,也不太规矩,并且彼此都保持了美好的回忆。
“生活,抖落了身上的一层鳞甲,你会感觉特别轻松。”有一次,阿东到加州大学去看望老朋友周山岭时,感慨万千地说:“我们原来也可以这样子生活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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